幼童生命的逝去每每令人心碎，尤其是毫無尊嚴的慘死。近日，發生在2018年10月的一起廣西男子奸殺10歲女童案再次引發網絡熱議，凶手從一審被判處死刑，到今年3月因“自首情節”二審被改判死緩，對此被害者家人堅決反對，很多網友也表示難以接受。5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此案調卷審查。

人權不是罪犯的專利，要優先保障受害人權利

就本案而言，維持還是改判，都不違反刑法規定，但反映了二審法官的立場。維持原判反映的是對被害人權利的尊重，改判則凸顯了對犯罪人權利的考量。在此意義上說，二審之“生”與一審之“死”判決上的差異，實則是兩級法官在量刑立場上的不同。

在刑事司法過程中，犯罪人與被害人不僅地位是對立的，而且他們的權利也是相互對抗的，是一種“零和博弈”。任何對犯罪人的同情、對其權利的爭取及希望使刑罰更人道的努力，都很容易被視為對被害人及其家人權利的漠視。正所謂“凡是犯罪人有所得，即意味著被害人有所失；支持被害人，即意味著主張嚴懲犯罪人。”法官的立場影響著量刑自由裁量權的行使。

長期以來，由於刑事法理論界對犯罪人權利的過分強調，特別是廢除死刑的呼聲日益高漲，一些法官難免受此影響，選擇保障犯罪人權利的立場。

但在關注犯罪人權利的同時，卻很可能會折損被害人的權利。正如加拿大學者沃勒在《被遺忘的犯罪被害人權利——回歸公平與正義》一書中所言：被害人的權利越來越被我們的刑事司法係統遺忘，我們很少給予被害人所需要的幫助或應有的關注。

正如沃勒所言，保護我們的公民，防止他們成為被害人是刑法的主要任務，我們需要對犯罪被害人權利予以重新強調並加強其權利的敏感度。被害人權利，應該成為參與刑事司法體係的相關人員關注的焦點。

人權不是犯罪人的專利，刑事法治不能以犧牲受害人及其家人的痛苦為代價，不能隻讓犯罪人享受法治的紅利。

司法審判考量民意，並非就是迎合輿論

我支持少殺、慎殺的死刑政策，不追求“殺人償命”等量報應，但我也不讚成僅憑“自首”情節就免死的做法。殺人不償命是有條件的，隻有對那些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較輕的被告人才可以適用。而對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惡性殺人犯，如殺人動機極其卑劣，殺人手段特別殘忍的，如果沒有法定“應當”從輕量刑情節，就應該判處死刑（立即執行）。楊某奸殺10歲女孩，即屬此類。

當下，理論界大都認為廢除死刑是世界各國的趨勢。實際上，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，廢除死刑、停止執行死刑並未成為國際潮流。例如，2019年美國司法部長宣布聯邦政府決定恢複執行死刑；2018年7月，日本當局對奧姆真理教13名死刑犯全部執行死刑。

並且，刑事司法的立場選擇不應該隻是考慮理論界的觀點，更要考慮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感受。由於受到犯罪直接侵害，被害人及其家人難以“寬容”地對待犯罪人。但畢竟他們是犯罪的直接受害者，他們的聲音必須被聽見、記憶必須受到尊敬、憤怒必須得以表達、恐懼必須得以化解，他們對刑事司法應享有話語權。

另外，刑事審判應適當考慮社會輿論。這是實現“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”目標的需要。不過，刑事審判在適當考慮社會輿論的時候應該堅持法治的底限，即依法定罪量刑，遵循一定的程序規則和證據規則，防止冤假錯案。要堅決反對兩種傾向：一是為了迎合社會輿論，而法外定罪量刑；二是為了迎合社會輿論，而不講程序規則和證據規則。

以幾年前的雲南李昌奎強奸殺人案為例，該案最終處理結果既適當考慮了社會輿論，又堅持法治底限。雲南高院二審改判李昌奎死緩，反映了雲南高院法官在理念上過於強調犯罪人的權利保障，忽略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權利。他們未能全麵評估該案的社會危害性，而是過於看重婚姻家庭、鄰裏糾紛等民間矛盾因素、自首等可以從輕情節。

雖然雲南高院再審改判李昌奎死刑（立即執行），其中社會輿論起了關鍵作用，但這並不意味著民意綁架了司法。原因很簡單，李昌奎案件是典型的應該適用死刑(立即執行)卻沒有判處的案件，在法律上有據可依，社會輿論的介入，隻是起到了平衡犯罪人與被害人權利的作用。

如果你殺了別人，你就殺了你自己

最高法決定對此案調卷審查，也體現出對民意和被害人權利的珍視。未來，進一步依法作出提審或再審的決定，嚴懲針對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，也具有多方麵的意義。

第一，避免被害人的家人上訪甚至複仇。在故意殺人案件審理過程中，法院的免死判決，常常引起被害人家屬的不滿，進而長期上訪甚至私力複仇。10歲孩子被殘忍殺害，其家人遭受的是毀滅性打擊，他們也很難接受免死的判決結果。正如有學者所言，“在此類案件的處理過程中，被害人家屬的信訪甚至鬧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常態，隻是程度不同而已。”至於因不滿法院免死判決而實施私力複仇的案件更是常見。

第二，回應嚴峻惡性犯罪現實的需要。根據相關統計，近些年雖然惡性暴力犯罪趨穩，但極端的強奸殺害未成年人案件還時有發生，民眾對此深感不安。我們應該做的，是進一步強化刑法的威懾力，盡可能降低惡性犯罪，而不是急著不適用死刑。

第三，順應民意的需要。奸殺10歲女孩案二審改判之後，同情被害人親屬、要求嚴懲犯罪人的聲音成為輿論主流。民意對被害人親屬予以同情，要求楊某以命抵命體現了民眾追求公正的樸素情感，即惡有惡報。正如康德所言，“任何一個人對人民當中的某個個別人所作的惡行，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的作惡。因此，也可以這樣說：‘如果你殺了別人，你就殺了你自己’。”

第四，警醒犯罪人的需要。有些人隻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，才會了解生命的尊嚴及意義。在日本著名的福田孝行殺人案中，被害人親屬要求法院判處犯罪人死刑，其給出的理由是：“死刑的意義在於，讓一個犯了殺人罪的犯人，誠實麵對自己犯下的錯誤，從心裏反省自己的誤行……無情奪取他人寶貴的生命的確是很殘忍的一件事。相對地，這個時候犯人才會真切體會到，他人的生命也是如此。死刑存在的意義不是報複手段，而是讓犯人可以誠實麵對自己所犯的惡行。”

□汪明亮（複旦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兼職律師）

編輯 孟然 校對：何燕